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发展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发展新理论。
一、生产力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发展理论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解决生产力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近年来，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重视生产力的研究，但是，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研究对象的表述都还是明确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研究只是处于“被联系”的地位。即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实践证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就会显得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也将越来越低，从而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其他各流派的经济学理论都在抢夺发展生产力领域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占领这个领域，就会失去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指导权。提升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其必要性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由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界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高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
第二，由社会主义所处阶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了出来。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第三，由经济发展的实践决定。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中国用不太长的时间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十四亿人口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即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即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仍然处于世界前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显然不能用别的国家的发展理论来说明。其主要缘由，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而不是由别的经济学来指导的必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发展有其特殊的国情，任何外国的发展理论都难以正确指导和说明人口众多、城乡和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问题离不开生产关系分析，只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两者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需要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明确为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而且要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自身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理论突破而逐步建立的。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生产力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呢？邓小平指出：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需要把两个方面讲全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对生产力的研究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改革。其基本要求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如果说解放生产力基本上属于生产关系层面，那么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则属于生产力层面，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仅仅靠解放生产力的途径。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合起来就是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含体现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发展学说，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拓展，它不只是研究生产关系，不只是谈姓社姓资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是国家和企业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
二、回应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需要理论创新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作为导向的问题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更要关注所面对的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因为处于什么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以及什么样的发展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关系层面明确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由此创新的理论正确指导了我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但在生产力层面，同样需要明确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创新发展理论。因此，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但已有的发展理论基本上是基于低收入阶段的。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问题，是摆脱贫困进入小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应的发展理论主要涉及：追求GDP的增长，高积累低消费，以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粗放型发展方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等。应该说，这些发展理论对我国摆脱贫困，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问题是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继续延续这些发展理论，没有发展理论的创新，就难以指引新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具明显的中等收入阶段特征。一是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三是农业增加值比重降到10%以下，我国已经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四是城镇人口超过50%，我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国家。在此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发展任务是要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与过去的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新的发展任务也随之提出。概括起来，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速度也必然将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最主要的原因有：一是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到了极限。二是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也到了极限。三是供求结构严重失衡。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温饱问题而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求。但生产和服务却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出现过剩问题。因此，要使中高速增长得以持续，需要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其次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普遍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发展模式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难以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的后果就是，既无法在收入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但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陷入这个陷阱。像新加坡、韩国等一些后发国家就靠现代化的过程跨过了这个陷阱。虽然我国也存在这个威胁，但并不等于就一定会陷入这个陷阱，这就需要在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发展来跨越它。
第三是发展平衡性的问题。在低收入阶段，为了迅速摆脱贫困，需要推动GDP的快速增长，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平衡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补齐短板，主要包括：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农村发展的短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短板、生态文明的短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短板。这些短板不补齐，很难说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更难说进入高收入阶段。
上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问题，正是创新发展理论的起点和动力源。在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只是增长问题，目标单一。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发展就不只是增长问题，还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仅是要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都要进入发展目标。这就不仅涉及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文化创新。
三、新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针对现阶段重大发展问题和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我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系统化的指导思想。用新发展理念来构建经济发展理论，必然涉及一系列的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的理念推动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在低收入阶段，发展的动力主要是较为宽松的资源环境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推动力。随着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供给能力逐渐衰竭，发展动力就要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决定了发展的速度、效能和可持续性。创新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指经济发展要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还要依靠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就是推动依赖禀赋资源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的产业结构。
协调发展的理念推动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国民经济发展存在整体性，在存在多个短板的背景下，就需要以协调发展实现平衡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和提升。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可以归结为协调发展理论，两大部类平衡理论就是要求部门之间在全面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按比例发展。在由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阶段，我国实行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理念需要转向协调发展，也就是转向平衡发展。尤其是针对存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着力补齐短板。其中包括：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补齐贫困地区短板，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绿色发展的理念推动财富理论的创新。传统的财富观只是指物质财富。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生态和环境也是财富。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环境是宝贵财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在低收入阶段所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重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恶化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这意味着与西方国家当年的道路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还要获取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最适宜的文明方式影响和介入自然，才能够换取自然对生产力的最佳反馈。这也是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的体现。
开放发展的理念推动国际分工理论创新。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过去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现在要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出发，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质量和水平。相应的国际分工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包括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和自由贸易区等路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共享发展的理念推动发展目标理论创新。共享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现在则要让大多数人富起来。既要克服“为生产而生产”和片面追求高积累的发展理念，又要在收入分配上体现公平正义，克服两极分化，从而实现改革和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让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是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特别是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推进现代化的阶段，就要更加重视人的现代化，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涉及人的知识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人的才能全面发挥。而现在人们不能共享发展成果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为人的发展能力的差距。因此，发展全面均衡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仅是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必要过程，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推动发展新动力的形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功能是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动力。在过去的近40年里，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在供给方面的推动力，即发展初期宽松的物质资源供给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但现在曾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的供给能力开始明显衰减，由此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转换，寻求新的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的驱动力。创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看作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的基点。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驱动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驱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绿色化，实现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此外，科技创新也需要成为产业创新的动力，这就需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有效对接，突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要求产学研协同创新，注重研发和孵化新技术，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氛围。显然，创新作为新的发展方式提出，是中国发展理论的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涉及投入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规模效益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集合”各种要素的作用。在资本作为“集合要素”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着力点是提高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但是，当前我国存在着投资较多地投在地产和虚拟经济上，而不是投在与新产业相关的物质资本和技术要素上，投资偏重物质资本，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现象。这种要素的结构性错配是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症结。因此，重视高新产业投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现阶段还要特别重视企业家的“集合要素”作用，因为企业家的创新所推动的要素的新组合，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着重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也要推动经营者成为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放手让企业家在市场条件下集合要素，在企业家带动下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激励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励机制的建立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要坚持调动各个方面积极性，这也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激励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激励创新。创新与其他经济活动不同。第一，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外溢性和公共性，社会也可以从新知识和新技术中得益；第二，创新的技术可以被复制，复制成本之低，会使创新成本得不到补偿；第三，知识产品市场比物质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更严重，其真正的价值往往被严重低估。因此创新不能只是靠市场压力，还需要通过激励形成内在动力，其中包括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获取创新收益、政府提供激励性政策和引导性投资激励等。二是激励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要建立激励性体制，克服影响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道德风险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从机制上克服劣币驱逐良币状况。三是激励企业活力。由于经济运行的细胞是企业，因此特别需要激励企业活力，要针对微观经济的主体，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此外，还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让职工在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分担企业风险，注重协调好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也要注重维护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在体制上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大力减税、降息、减费、降低企业债务负担，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四是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在低收入阶段，以农民进城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克服二元结构有了新的任务。一方面是城市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两个方面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增加供给的空间，因为城市的发展要素向农村扩散过程中，能够带动农村以及各类城镇增加城市要素及设施的供给，从而促进广大农村和城镇具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功能。而且，推进人的城镇化，还能使进入城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形成对城市住房和福利的新需求。很显然，城乡发展一体化将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除了改变二元结构以外，结构调整的推动力还有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区域结构的协调等等。这些方面的结构调整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综合以上分析，在生产力层面上的经济发展动力，包括：消费力，创新力，全要素生产率、激励力和结构调整。对这些发展动力的研究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空间。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基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目标，将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此构建的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